一切有关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的案件。
[35]此外，在客观构成要件方面违反技术措施义务或内部管理义务的单位，可直接推定为具有反应性犯意。（三）成员维度构成要件的展开 在单位违法的双重构造下，成员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既独立于单位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又与单位行为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7]《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正如日本刑法学者佐伯仁志所指出的，处罚单位的目的是通过影响法人组织体的意思决定过程来抑制犯罪……处罚法人的依据不是个人抑制模式，而应该是组织抑制模式。但行政机关须对其进行跟踪监控，若期限届满单位仍未建立有效合规体系的，可加重处罚。我国目前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也基本持此立场。但另一方面，单一构造论认为单位违法行为中只有一个违法主体即单位，成员仅作为单位之手足参与实施违法行为，这与连带责任的主体多数性和平等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从立法模式上看，相对于单位的罚款责任，对成员罚款责任的规定应采取一体模式还是区分模式？所谓统一模式，即对单位和成员设置同等数额的罚款。传统上对单位违法的行政处罚主要针对单位本身，不涉及决定或实施违法行为的单位成员。国家保留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全能型政府显得日益迟钝，各国先后发起公共行政改革运动[1]。
胡建淼：《有关中国行政法理上的行政授权问题》，《中国法学》1994 年第2 期。我国的行政授权更多地散见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条款中。关保英：《社会变迁中行政授权的法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 2013 年第10 期然而，重要性标准存在着过于抽象和空洞的缺陷，所以需要对何谓重要性作出进一步的细化。
四、行政授权事项范围的法律规制 我国行政授权主体的数量众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机关都有权作出行政授权，行政机关亦可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授权规范进行授权，行政机关的这种授权虽然只是执行业已制定的授权规范，但在授权规范规定较为抽象和笼统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然享有较大的裁量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授予社会组织何种职权。我国的治安外包也仅限于将治安防范、巡逻与宣传等外包给私主体，而相关的行政调查、强制措施和处罚的决定权等职权仍由公安机关行使。
在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对特定社会组织进行授权的情况下，由于其通常以专门法律条款进行个别式、具体化的授权，因而所授出职权的事项范围往往较为详细，例如，教育法、学位条例中对高校的授权条款以及《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中对机场集团公司的授权条款，其对所授职权的规定皆明确且详尽。[2] 间接国家行政是指国家不通过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行政任务，而是授权或者委任其他法律上具有权利能力的组织执行。对于某些事项，授权规范可能无法准确地对可授出职权的范围作出限定，因而将涉及该事项的权力以概括、笼统的方式加以规定，并允许相关行政机关自行决定具体的授权范围，这固然是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所要求的，但也应当进行必要的细化，例如管理是否包含处罚、许可、强制等重要职权。美国通过多部法律文件对本质上政府的职能进行了定义和列举，以公共利益为考量因素，将涉及独特的统治性质与行使裁量的20 多项职权列为关键职能，原则上不允许向私主体转移，不过也未陷入简单的二分法划分，而是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允许某些关键职能外包。
[26] 杨欣：《民营化的行政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47 页。由此可见，上述授权规定正是基于效率的考量，认为若由行政机关行使此类职权将会付出更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去弥补专业和技术上的不足，而被授权的社会组织自身便具有行使此类职权所需的专业技术或人员，因此可以更少的成本完成行政任务。[36]各省市就此具体落实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社会转移职能等问题时，将涉及重大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经济宏观调控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事项列为不可向社会转移的事项，其他事项则按照竞争性从强到弱的顺序分别采用购买、承包、委托或授权等方式向社会转移。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凡是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不宜授权社会组织行使，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国务院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中规定除公安机关外，其他部门不准在道路上设置检查站拦截、检查车辆，但对于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辅助性事项则允许私主体的参与，例如，公安机关对于车辆检验、驾驶员考核，可委托给有设备和技术条件的单位，按照标准和公安机关的要求代行办理。
同时，对上述事项也并非绝对排除授权，在特殊情况下或基于特定考量也可进行行政授权，但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授权，此类事项即为相对保留事项。我国立法法对授权立法的保留事项、授权原则以及授权决议等作出了统一规定，但未提及行政授权。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实际上也不可向社会组织授权，仅能授权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和外派机构行使。国家保留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全能型政府显得日益迟钝，各国先后发起公共行政改革运动[1]。
（2）通过规定某项职权由专门机关行使而排除授权的可能。（三）重要性标准与效率性标准的例外 一般情况下，凡不符合重要性标准之职权便不可授出，不符合效率性标准之职权便不必授出，但现实情况复杂多样，若特殊情况下或基于政策性决策，政府无法行使或不宜行使某职权，此时即使该职权非常重要，并且将其授出可能会更无效率，也不得不授权社会组织行使。那么，这一标准应当如何确定？ 三、行政授权事项范围的界定标准 公权力并非静止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政府职能原则上不存在一个封闭、穷尽的职能谱系[26]。（3）政府的自我组织事项与公务员的管理。这些禁止性条款主要包含两种类型：（1）直接规定某项职权不得授出。[8]北京市房山区燃气开发中心滥用被授予的行业管理职权，限定辖区内开发单位选择该中心的下属企业作为施工方。
[20] 参见许宗力：《论行政任务的民营化》，《当代公法新论》（中），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第595 页。例如，邮政法实施细则规定邮政企业经邮电管理局授权，管理该地区的邮政工作，这就意味着邮电管理局可自主决定将何职权授予邮政企业，并且由于有该授权依据所以授权是合法的。
例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行为改善发展环境的决定》规定，行政机关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授权或委托其下属企事业单位或其他任何中介服务机构办理。[23]在探究公共任务民营化、公私合作或公私协力等问题时，国家保留理论常被采用以划分政府职权向社会转移的界限。
[9]《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雷减灾管理办法》授权省级气象学会负责防雷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工作，河南省气象学会却滥用该职权强制企业参加付费培训[10]。1. 核心权力保留原则 传统理论认为，国防、外交、军事、司法、财政、税收、公共秩序、社会保障、公务员任免等事项涉及一国最为核心的权力，不可向私主体转移。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是向社会组织进行行政授权时的事项范围问题。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中，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尤其不动产）和获得物质帮助权等权利更易遭受权力滥用之侵害，并且一经侵害则将对基本生活产生重大不利影响。[3] 行政授权是指在行政法制度中某些行政法规范的制定机关通过法律或者法规的形式将一定范围的行政权授予行政系统以外的组织或机构行使的法律行为。[39]效率性标准包含以下情形。
但给付行政领域涉及到敏感的利益分配问题，给付行政任务的完成也会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却在答复中，将此处的授权认定为行政委托[45]，其原因就在于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由林业主管部门行使该处罚权，而没有可以再授出的规定，所以下位法的授权是无效的。
[38]效率性标准要求以更少的成本换得更多的产出，即收益的最大化。（9）税收的征收与强制执行。
（6）行政授权的监督与救济途径。在行政管理中，成本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等，产出指行政任务完成的数量和效果，效率性不仅要求速度更快，还要求成效更好。
[德]沃尔夫：《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343 页。1989 年《行政诉讼法》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一规定扩展了行政主体的类型，使被授权组织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之后的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分别就涉及被授权组织的复议机关和赔偿机关作出了规定，2014 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将授权依据扩大到规章。[10] 参见工信部运行函〔2015〕第297 号。我国的行政授权更多地散见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条款中。
（2）由于授权是通过立法行为完成的，所以在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进行行政授权时，存在宪法上的法律保留的适用空间。[6] 参见张正钊、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65—66 页。
[29] 参见章志远：《中国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律限度》，《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11 期。[37]此外，关乎最低社会保障、基层法律服务、强制性社会保险等重大民生事项的组织决策权也应有政府保留，但辅助类、具体执行类的职权可以授出。
我国的行政授权需要在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建设，推动行政授权进行专门立法或在相关法律中作出专门规定。[39] 沈岿：《论行政法上的效能原则》，《清华法学》2019 第4 期。